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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自由是批评者的特权

发布时间:2019-06-19 01:44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政府在美国人眼里不过就是个物业公司,是纳税人供养着、为纳税人服务的,所以骂政府的内容虽然不一定都对,但骂政府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都有批评政府的权利。

  不过,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为已任的美国新闻媒体记者享有比普通人更大的,享有宪法所保护的特权——新闻自由。媒体因而被称为政府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权”。

  尽管任何国家的宪法都保障公民的权利,包括新闻自由,但是具体实施到什么程度,却结果迥异。因为新闻自由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困难。当民众指着你的鼻子对你破口大骂时,能忍住不还口还微笑接受,那真是对执政者的信心、胸怀和雅量的极大考验。现实中,很多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对的立场不一,在被新闻界的诽谤、攻击困扰中抵挡不住用手中的权力管制言论的诱惑,最终落入“叶公好龙”的境地。

  美国的新闻自由在建国后也经历了考验。1801年,杰斐逊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没多久,就面临政敌利用报纸对他大肆攻击和诽谤,结果工作备受干扰,精神郁闷。当时有些州的法律是可以用诽谤罪对报纸加以惩罚的。但杰斐逊决心不这样做,而仍然坚持“公平而充分地进行试验”,他想证明:“不倚仗权势的自由讨论是否就不足以传播和捍卫真理?”

  他在第一任内进行了这一试验,在第二任就职时宣称这一试验已经通过,结果证明“真理与理性已经守住阵地以对抗错误的意见和事实,那么受制于真理的新闻界也就不需要其他法律约束”。作为总统,杰斐逊的决定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杰斐逊,美国新闻自由的根基可能没有这样坚实,至少实现的道路将会更加曲折。

  杰斐逊树立了榜样,但不能保证所有的总统都像他一样开明。给新闻媒体批评政府特权最强有力保障的,还是法律和司法。因为相比于政府管制言论的意愿和能力,新闻媒体通过发动舆论来监督政府真是比登天还难。公权力往往拥有强大的物质盔甲,新闻媒体却只能“拿起笔做刀枪”,双方强弱对比一目了然。新闻媒体监督公权力,其情势不啻以卵击石。因此,必须有对新闻自由的宪法和司法保障,才能让被监督者不能借助手中的公权来整治新闻工作者。

  为了避免新闻媒体因对政府或官员的不实报道而受到司法追究,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新闻媒体批评政府的权利和自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判决中阐明了“实质恶意”的原则,即只有在证明媒体的批评系真正恶意所为时,政府或公职人员才能要求追求媒体的法律责任,否则只能忍受。

  1960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份“社论广告”,批评南方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们封锁州立学校的事件,指责其为种族主义行为。然而由于部分描述与事实不符,该市警察局长沙利文控告《纽约时报》涉嫌诽谤。结果州地方法院判《纽约时报》败诉,要求赔偿50万美元。随即《纽约时报》接到其他四起诽谤诉讼,亦要求赔偿50万。在上诉到州最高法院后,法院判维持原判。《纽约时报》依然不服,案件提交到联邦最高法院。

  1963年,最高法院同意复审,该案于1964年1月6日开始了庭辩,九位官最终一致判定撤销原判,《纽约时报》胜诉。该判决意见先后八易其稿,撰写判决意见的官小威廉·布伦南说:“尽情阐述自己对公权力的看法,不管这种看法多么不中听,这是专属于美国人的无上荣耀。”“美国自由的本质所在:容忍不受限制甚至刻薄、尖锐的争论。在自由争论中,错误意见不可避免;如果自由表达要找到赖以生存的狐疑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意见的表达。”

  在论及法院是否应当以诽谤为由,将对官员的批评言论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时,布伦南写道:“政府官员名誉受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压制自由言论为代价进行救济。”因为“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拥有绝对主权。如果有检查言论的权力,那也应当是人民检查政府的言论,而不是政府检查人民的言论。”

  布伦南还提出“沙利文案规则:禁止政府官员因针对他的职务行为提出的诽谤性虚假陈述获得损害赔偿,除非他能证明——即被告在制造假陈述的时候的确有恶意,即被告明知陈述虚假,而故事为之;或玩忽放任,罔顾真相。”

  这个“实质恶意”原则最初只适用政府、公职人员,后来扩大至公众人物。不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强调,此原则绝不适用非官员和非公众人物。以防止媒体滥用这个原则侵犯普通民众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批评美国政府比批评邻居要自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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